受訪專家：北京林業大學心理學副教授  李  明

本報記者  施  婕

國家衛健委2023年10月披露的數據顯示，心理健康服務體系試點地區已實現校園心理輔導室100%覆蓋。但近年來，作為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重要干預渠道，校園心理咨詢室卻因隱私泄露陷入信任危機。

在社交平臺上，不乏被校園心理咨詢“傷害”的個人分享。一位化名“木子”的網友說，自從向咨詢師表達抑郁傾向后，校方就得知了這一消息，以“家長陪讀”“簽署禁出校門協議”作為繼續學業的前提，否則就要被勸退。另一所高校學生自述，咨詢師將隱私層層擴散至輔導員、家長，令他無比痛苦。類似事件持續發酵，引發不少學生的共鳴。學生們的不信任集中于三方面：擔心隱私保護機制缺失；顧慮咨詢師資質；質疑心理咨詢的效果。

北京林業大學心理學副教授李明告訴《生命時報》記者，校園心理咨詢系統的定位是發展性心理支持，主要應對學業適應、人際交往等成長性議題，包括三方面：心理教育、心理陪伴、心理咨詢，與醫療機構的精神心理科存在本質區別。

在從業資質方面，我國尚未建立統一準入標準，現行模式主要依據專業學歷（一般要求心理學相關專業、本科以上）、實踐咨詢經驗進行篩選。因此，不少校園心理咨詢師不具備心理醫療資質，比如非精神科（助理）執業醫師、未通過衛生專業技術資格考試，無法進行治療層面的操作，只提供咨詢類指導。

在信息保密方面，李明強調，在近年來走訪中，高校的在聘心理咨詢師均接受過專業訓練，且泄露學生隱私的屬少數行為，只是一些個例在網上發酵放大。在專業心理咨詢的框架下，信息披露合規性取決于《知情同意書》的約定條款，但學校、學生的預期常有“錯位”，學生只想尋求心理支持和幫助，校園則以學生安全為目標。為預防意外發生，學校普遍設置“保密例外條款”，涵蓋自殺實施、傷人傾向等極端危機，但在實務操作中存在較多爭議，譬如“自殺意念”與“自殺計劃”究竟如何界定。

因此，泄露事件的不斷出現，李明認為歸因于雙重壓力：一方面，咨詢師風險評估能力不足，傾向于“泄密止損”；另一方面，為規避責任、風險，高校要求“強制上報”學生的心理危機，如自傷傾向、創傷經歷，使咨詢師陷入兩難，只能在“保密承諾”與“行政服從”間做出取舍，成為學生心中的校方“同伙”。

在咨詢效果方面，李明坦言，當前校園心理咨詢的供需嚴重不平衡。不少心理咨詢中心有一張長長的等待者名單，需求量大，但專業人員短缺，因此咨詢次數大多限定在1學期6~8次。如果咨詢師把學生的“心理創傷”扯開，卻沒有足夠時間去處理，反而會造成二次創傷。因此，校園心理咨詢常讓人有種做“表面功夫”的印象。

也正因專業人員短缺，校園才會讓輔導員、教輔人員、行政人員接受相關培訓，兼任心理咨詢師，以作權宜之計。身份重疊的背后暗藏倫理隱患，當咨詢師同時掌握學生獎懲權，來訪者的自我披露意愿會顯著降低。更有案例顯示，有兼任輔導員的咨詢師將咨詢內容納入學生綜合評價，摧毀了信任關系。

李明認為，校園心理咨詢的必要性毋庸置疑，當下需構建心理健康與隱私保護的雙重防線。

首先，校方應建立完整制度保障，嚴禁將治療信息用于學術評價或紀律處分，將心理咨詢記錄與學工檔案完全分離；完善事后追溯，設立獨立倫理委員會，對相關情況進行專業判定，同步推進心理科普。李明表示，校園心理咨詢需以“最小披露”為根本原則，部分校園已建立“三級信息披露機制”——初級預警限于專職咨詢師團隊內部研討；中級危機通報校醫院精神科醫師及分管領導；完整檔案調取僅限司法介入等法定情形，最大限度守護隱私邊界。

其次，校園心理咨詢師應恪守雙重準則：一是嚴格遵循身份隔離原則，比如禁止教輔人員對其管理范圍內的學生開展咨詢，從源頭切斷權力干涉的可能性；二是實施全流程透明化操作，在首次咨詢時詳細解釋保密邊界，在危機干預啟動前必須協商披露尺度，確保來訪學生始終享有“知情權”。

最后，李明建議，學生仍需信任心理咨詢，尤其是遭遇七類心理危機情境時要主動求助：持續情緒失控干擾正常生活、深陷人際沖突、面臨學業中斷危機、承受家庭重大變故沖擊、突患重癥需心理支撐、遭遇詐騙等突發創傷、長期困于原生家庭陰影。以上心理應激源若未獲專業干預，可演變為持續性心理損傷，一旦超出可承受范圍，或許會成為一場心理危機?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