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訪專家：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   張立武

本報記者   王思予

微塑料對健康的影響日益引發關注。復旦大學團隊在中國科學院《環境與健康》期刊發表的新研究顯示，微塑料不僅大量存在于環境中，臨床常用的靜脈輸液袋（主要是聚丙烯材質）也會釋放大量微塑料顆粒，輸液一次就可能將數千乃至數萬個微塑料顆粒直接送入血液，威脅健康。于是，一個問題被擺上臺面：輸液行業是否需要一場“材料革命”？

據了解，輸液材料的革新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，最早是玻璃瓶，而后陸續演變為塑料瓶、聚氯乙烯（PVC）軟袋、非PVC輸液袋（由多層共擠聚烯烴復合材料制成，可細分為非PVC軟袋和直立式軟袋）。除最早的玻璃瓶外，其余三種均屬塑料材質。目前，全球范圍內，塑料材質輸液產品都占據主流。資料顯示，軟袋輸液在美國占比約為90%、歐洲占比約為70%、日本占比60%左右。在我國，根據中國銀河證券發布的“大輸液行業深度報告”，2024年8月，我國玻璃輸液瓶占比為17%，塑料瓶占比38%，非PVC軟袋占比33%，直立式軟袋占比約12%。

上述研究負責人、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張立武在接受《生命時報》記者采訪時表示，靜脈輸液過程中，不溶性微塑料顆粒隨輸注液進入血液循環后，可在血管內皮沉積，有可能誘發靜脈炎和血栓形成。一項包含304例頸動脈斑塊病例的研究發現，58.4%的患者斑塊中檢出聚乙烯（PE）微塑料，其致命心腦血管事件風險提高了4.5倍。此外，胎盤、子宮內膜、心臟，以及硬化肝臟等多個組織器官中都曾發現微塑料顆粒，涉及聚丙烯（PP）、聚酰胺（PA）、聚氨酯（PU）、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（PET）和聚苯乙烯（PS）等多種類型。這些顆粒有可能導致細胞凋亡、基因毒性及纖維化，損傷組織功能?；瘜W層面上，塑料添加劑（如增塑劑、抗氧化劑）在體內的釋放，也可能加劇免疫反應，產生潛在毒性。由此可見，輸液材料的安全性不僅涉及無菌性能，微塑料釋放與其生物學效應的雙重風險也值得關注。

張立武介紹，塑料材料在生產、儲存和使用過程中，難免受到溫度、機械作用和化學物質的影響，一旦發生物理或化學老化，表面逐漸降解，就會釋放微塑料。此外，灌裝液體在原料提純、輸送管道或灌裝環節中，也可能引入微塑料顆粒。

早在1970年就有報告提出，市售輸液產品灌裝液體中存在塑料顆粒，但這一開創性研究當時并未引起足夠關注。此后，各種塑料材質的輸液瓶及輸液管應用范圍愈發廣泛，在不同品牌和類型輸液袋中檢出微塑料的公開研究也隨之增加。

以目前市場看，幾乎所有類型輸液產品都存在缺陷。比如，常見的非PVC輸液袋使用了醫用級聚丙烯（PP）、聚酰胺（PA）、高剛性聚酯（PET）、乙烯-醋酸乙烯共聚物（EVA）等材料，兼具柔韌性與透明度，不含常見增塑劑，但對微塑料釋放的長效控制作用仍需驗證，僅可作為降低增塑劑風險的短期過渡方案。新興材料中相對更安全的是生物聚合物，如聚乳酸（PLA）、聚羥基脂肪酸酯（PHA）和聚丁二酸對己二酸酯（PBS）等，其能在自然環境或體內降解，減少持久微塑料排放，理論上可以降低長期累積效應。不過，這些材料在注射級包裝中尚不常見，成本較高，且機械性能、滅菌方式、與藥物的相容性等還需要進一步驗證，較難實現快速增長。

相關數據顯示，2019 年我國醫療輸液使用量為105億袋（瓶），人均每年使用達7.5 袋（瓶）。雖然此前有國家衛健委相關人士澄清，“百億瓶”是我國每年輸液制劑的生產量，不等同于輸液量，但每年接受輸液治療的患者數量仍極為可觀。因此，有必要在輸液系統發起一場“材料革命”，從源頭減少微塑料釋放，降低潛在健康風險。

在張立武看來，短期內，可通過優化現有PP/PE配方、引入微塑料釋放限值、嚴控包裝與儲存條件（避光、低溫），降低微塑料釋放風險；中長期而言，應加強多方協同，繼續開展新材料的臨床驗證，力求從根本上消除微塑料風險。比如，材料創新方面，除生物基可降解聚合物外，非PVC熱塑彈性體已在部分輸液袋中應用，其具備良好的透明性與生物相容性，不含增塑劑，可降低塑化劑遷移及微粒釋放風險；一些創新性的可降解與可持續醫療包裝材料，在通過氣密性、力學強度、高溫滅菌、兼容性等方面的優化后，或可投入臨床應用；高性能工程塑料（如聚醚醚酮PEEK和聚酰亞胺PI）具有卓越的熱穩定性和化學惰性，可顯著降低微粒釋放，如能降低成本、強化生產與滅菌工藝，未來也有應用于輸液產品并大規模推廣的可能。

輸液領域革新不僅包括材料研發，還涉及大規模材料更換帶來的生產工藝、監管標準和成本變化，比如，生產設備改造、質量體系重建、耗材成本增加、監管標準更新等，短期內，必將增加行業負擔。隨著生態環境要求的日趨嚴格，行業也將面臨廢棄物處理和回收標準的革新壓力?？梢哉f，輸液行業的“材料革命”必然長期且艱巨?！?/p>